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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是在结构上加大定向调控、精准滴灌力度。运用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，加大对普惠金融等重点领域、薄弱环节的金融支持，包括增加支农支小再贷款和再贴现额度、下调支小再贷款利率、扩大央行担保品范围等措施。三是采取多项措施疏通货币政策传导。调整宏观审慎评估（MPA）政策参数，扩大金融机构广义信贷增长空间，增设考察支持民营、小微企业融资和债转股工作的专项指标。创设定向中期借贷便利（TMLF），提供长期资金并执行比MLF更优惠的利率。推出民营企业债券融资支持工具。加强民营和小微企业金融服务实地督导。以永续债为突破口推进银行补充资本，缓解资本约束。

另据《金融时报》报道，德国去年颁布新规，在公共秩序或国家安全受到危机的情况下，政府可叫停欧盟以外实体对德国企业25%以上股权的收购。今年8月，德政府内部拟将这一审查门槛比例进一步降至15%。报道称，此举进一步表明，德国目前针对来自中国的收购交易保护主义情绪日益增强。

人类最近几十年来可以说在物质成就上取得了巨大的、长足的进步，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、一个自由贸易的基本规则。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共同生存，应当共同维护应遵守的理念规则。如果为了少数人的利益去破坏多数人制定的规则，最终会损害所有人的利益，这是一个共存共生的世界。

价格传导机制与利益博弈面对降价争议，各方如何协调？林乐说，现在各方都在谈判，最终谈成什么结果还不知道，一种可能是含税供货价不变；一种可能是未税价不变，含税价跟着税率下降；还有一种就是双方各自让出一点，共享这个空间。“降不降价，不存在谁是谁非的问题，也不存在谁攫取减税红利的问题，实质是利益的博弈。”冯俏彬说，国内当前的减税传导机制还不是很畅通，传导机制良好的话，就不会有这么大的争议。

有经济和人口双重支撑的一线城市，比如广州、深圳、北京、上海等等，一定是毋庸置疑的安全。改革开放前四十年的经济奇迹，绝大多数都发生在这里，所塑造的精华都沉淀在这样的城市里。有人口支撑的中部省会城市，比如郑州、武汉、合肥、西安、长沙等等，也不会出现问题。

事实上，抑郁症的发病率及相关自杀率在全球范围一直居高不下。据媒体报道，WHO最新估计，全球有逾3亿人罹患抑郁症，约占全球人口的4.3%，其中中国有5400万名患者，而抑郁症患者的就诊率只在10%左右，“相对来说，国内抑郁症患者就诊率比较低，或者说来就诊后也未系统治疗。目前随着医患双方对抑郁症认知水平的提升，我们门诊的抑郁症患者每年都在增加。”王勇说道。